春节前后，满大街都是拎着礼品拜年的人。买些礼物给长辈拜年，乃是人之常情，也是表达关爱和敬意的一种方式。但是，近些年来，送礼已成为贿赂的重要方式之一，礼物成为了腐败的催化剂，引起了许多人的反感。有人甚至将这种腐败之风归咎于中华传统文化，认为正是古代的送礼习惯毁坏了社会风气。那么，我们过年还要不要送礼？古人又是怎样送礼的呢？

 

　　古代送礼的传统是重德轻财

 

　　从传世的文献来看，带着礼物去见朋友，至少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的典籍《仪礼》。《仪礼》中有一篇《士相见礼》记载说，士与士初次见面，一定要带着“贽”（礼物）。如果主人辞谢，则客人要说：“不以贽，不敢见尊者。”意思是说，不带着礼物，怎么敢来见自己所尊敬的人呢？再看《仪礼》的《士昏礼》、《聘礼》等篇，可知人们进行礼节性的会见，也都是带着“贽”的。不过，如果我们再深入地读读这些文献，就会发现，古人致送礼物，遵守着三条重要的道德原则，并不庸俗。

 

　　其一，礼物大多有道德隐喻。《士相见礼》说，士相见用的礼物是雉（野鸡）。原因是，雉一旦被人包围、无法逃脱时，既不会惧怕人的恐吓，也不吃人用来引诱它的食物，而是迅速自杀，所以人很难抓到活的野鸡。用雉作为见面礼，并非由于它的味道鲜美，而是借此表达彼此要用“守节死义”来砥砺的意思。

 

　　古代的士派人到女家提亲，带去的礼物是雁，《白虎通》解释说：“取其随时而南北，不失其节，明不夺女子之时也。又是随阳之鸟，妻从夫之义也。”可见，用雁作为议婚的礼物，含有夫妻相随的意思。先秦的外交礼仪用圭璋之类的玉器作为礼物。孔子认为，这是因为玉具有许多与君子的道德追求非常吻合的特点，例如，玉色温润而有光泽，很像是“仁”；纹理缜密而又坚硬，好比是“智”；棱角分明而不伤人，有如“义”；玉体悬垂之则下坠，就像人的谦卑有礼；玉发出的声音，开始时清扬远播，结束时戛然而止，如同为乐之法；瑕不掩瑜，瑜不掩瑕，有如人的“忠”；外表的色彩一览无遗，恰如人的诚信等。古代的君子喜欢佩玉，正是因为“君子比德于玉。”外交礼仪以圭、璋为礼物，也是因为它蕴涵着丰富的道德寓意。

 

　　其二，重德轻财。古代诸侯之间在长期没有盟会等机会相见时，要派使者互相聘问，以便联络感情。作为国家礼品是的圭、璋之类的玉器。圭、璋的外面缠着彩色的丝带，盛放在专门的盒子里，一路上小心护持。到了聘往国，使者郑重地将圭璋交给对方的国君，国君则先要“辞玉”，表示谦虚、不敢当，然后要举行“受玉”的仪式，郑重地收下圭璋。可是，在使者即将归国的时候，国君又要举行“还玉”的礼仪，将收下的圭璋，原封归还使者。既然已经收下，为什么又要送还呢？其中蕴涵着很深的礼义。试想，如果国君收下了对方的贵重礼品，势必又要另外再准备一份价值相当的礼品，那么，双方行礼的兴奋点就落到了礼品的价值高低上，那样就会助长贿赂、贪财之风，彼此为利而交，从而淹没了聘礼的本义。所以，最好的办法就是“还玉”。《聘礼》说：“以圭璋聘，重礼也。已聘而还圭璋，此轻财而重礼之义也。诸侯相厉以轻财重礼，则民作让矣。”可见，“还玉”的礼节，既是提醒使诸侯用玉来砥砺节操，也含有为万民树立榜样的意思。

 

　　其三，礼尚往来。除了晚辈对长辈之外，礼是讲究对等的。《礼记》说：“礼尚往来，来而不往，非礼也；往而不来，亦非礼也。”接受了别人的礼品而不思回报，是失礼的行为。在《士相见礼》中，士甲带着雉去拜见士乙，士乙改日回访士甲时，是要将雉送还的。因为士乙没有理由无缘无故的接受士甲的馈赠。古代的士是有知识、有情操的人，彼此的交往，自然不可以把钱财放在首位。前面谈到的聘礼中的“还玉”，也包含了“礼尚往来”的意思。

 

　　现代送礼更应看重精神价值

 

　　可见，古人相交，礼物仅仅是一种交际的媒介，看重的是精神层面的价值。今人相反，看重的大多是礼物的货币价值，例如玉器，无论是佩玉还是赠玉，兴趣多在保值与升值上。由于在送礼的目的上走入迷失，背离了人文精神，礼品越做越离奇，互相攀比，至有一盒月饼售价数万元、点心中有金箔之类的怪事出现，礼品不仅成了贿赂上级的工具，而且成了某些领导衡量下级“忠诚度”的标尺。《礼记》说：“老者不以筋力为礼，贫者不以货财为礼。”一个有道德的人，怎么可以要求他人用自己所缺乏的东西作为礼物呢？

 

　　那么，今年春节我们应该怎样送礼？笔者认为，当务之急，是要大刹送礼的浮华富贵之风，把礼品的规格降下来，提倡“君子之交淡如水”。这些年，国家的经济上去了，大家的生活水平也大幅提高了，应该抓住这一契机，相应地提升人们的精神生活。学生给老师送礼，可以送自己的论文、著作；朋友之间送礼，可以送富于意境的国画或者饶有哲理的书法，最好是自己亲笔所作的；如此之类，自有情趣。当然，给长辈送些可口的点心，也是完全应该的。礼物有两种，一种是有诚心在内的，一种是有企图在内的，我们希望前者越来越多。